如果公正被破坏，所有价值和游戏规则都将混乱、无以为继，最终导致人心失衡和社会崩溃，故而，公正必须被引入作为人权理论的一个普遍有效的检验标准——公正是任何权利获得普遍有效性的唯一条件，也是权利获得正当性的唯一根据。

(64)张骐：《论类似案件的判断》，《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17号指导案例在肯定应告知未告知的欺诈行为类型，以及理解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上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对前述诸多问题的解决并未形成参照效力，仍有待今后的判例学说作进一步发展(69)。

(69)陆青：《论消费者保护法上的告知义务——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性案例》，《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在2014年中，很多学者都从自身的研究视角对具体的指导性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社会条件来看，柯华庆认为，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⑩。司法判例制度起源于自然法的发现和习惯法的传承，而且在神明裁判中留下沿革的痕迹。发现控辩双方刑法思维的基本规律，发掘其在解释刑法中的话语空间和在刑法论证中的言语机会，乃是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的逻辑起点(20)。

苏格拉底审判是典型的行为修辞，一开始就将真理与修辞关系之争拉上了历史序幕，并用自身的生命论证修辞必须是追求真理的修辞(39)。2.具体指导性案例的分析与解读 案例指导制度出台的时间并不长，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数量上也比较有限。第三，在法律实施中 无例外，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当依法保护;对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依法追究。

所以，要求领导干部要率先养成遵守规则、执行规则、维护规则的习惯，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将在加快国内法治建设的同时，为推进国际法治进程做出更大贡献。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必然提醒我们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人性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即使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是 神，其性格结构也可能是两重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管仲最早提出这种主张。克服间接代议民主局限的方式各种各样，最主要的是弘扬共和精神，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取得共识、达到和谐。

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诸如，规则就是要求人们做什么、禁止人们做什么的规定; 规则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 规则是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宣告。正是正当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使民众之间的平等对话、意见交流、互相协商、凝聚共识成为可能，确立了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和依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20]84于是产生了另一对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的矛盾，产生了对这一矛盾进行合理调节的必要。规则是一个统合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规则、政策规则、显规则、潜规则、硬规则、软规则等。法治文化是指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1]，包括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价值、法治理论、法治习惯等。德国和日本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一流，与民众的规则习惯是分不开的。

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第二，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人与社会和谐，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和谐，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居民与社区的和谐，群体 ( 阶层) 与群体 ( 阶层) 的和谐等。

依法治国的 国首先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 国，其次才是国度意义上的 国。韩非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它系统化，明确指出: 治国要 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进入 21 世纪以来，和谐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价值理念和标准，成为统摄一切价值的元价值。中国古代法家最早提出了 以法治国的理念。第三，要引导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相得益彰的。[2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同时，社会又是由互不相同的个体所组成的，他们在一致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外还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且与整体相对独立，并拥有一定的自由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思想家做出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国语·郑语》) 的著名论断。[35] 培育法治的普适文化，增进法治价值共识，还要深刻把握时代潮流。

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晚清以来，无数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共和理想、建设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复辟而抛头颅、洒热血。

当主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国家承认时，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从而表现为 普遍的权利。不顾社会所固有的规则，个人就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也就等于丧失了自由。

古希腊思想家认为 美是和谐的比例，数是比例的表达，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为某种恰当的数的比例关系。罗马法对自由权下的定义是: ‘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形成了西方法治文化传统。以自由权利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已经不再仅仅是主体的意志，同时也是国家的意志。

我国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制定的新中国 《宪法》，均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重要内容。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管仲说: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 《韩非子·忠孝》) 董仲舒更是把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 宣布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这种政治模式的精髓是政治对话与协商，它是保证不同群体、阶层、集团平等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法律主张，并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机制。

这种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年，联合国积极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设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权利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国家机关和公权力部门 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 法无禁止则自由，这是国家治理中对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必将极大地推动法治的自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罗伯斯比尔说: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一旦我们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就会否定至善无瑕的 先知、 超人、 圣杰的存在，人治或贤人政治的主张就没有任何理论根据。它以承认和保护个人自由为前提，把自由置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中，使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基本自由。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三统一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

在人治化的治理中，在重大决策事项上，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看起来决策效率很高，但由于个人的见识、智慧和能力毕竟有限，这种决策方式很容易出错，甚至在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且往往难以自我纠正。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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